近年全球永續意識抬頭之下，世界各國對於永續發展的重視性逐漸提升，從而衍生出了諸多以淨零減碳與綠色能源為目標的政策。然而，這些看似能夠落實環境保護與氣候正義的政策，卻隱藏著對部分全體的不公平。
在當今的政策制定中，常見的減碳政策手段包含碳稅、能源轉型、工業補助或是對碳排放的嚴格限制，以正向的誘因或是負向的威脅引導產業加入轉型的隊伍。而在這些政策從理論走向實際的過度中，就替社會不正義製造了足夠的滋長空間。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不公平、不正義絕對是一個必然的結果。社會在進步、人類在改變、法律也持續在修正，但要以單一法律百分百的顧及到所有群體的利益，仍然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而在當今社會變遷被加速的時代，「被遺落」的群體將會加速、加廣產生，從而衍伸出更多社會弱勢。在這樣的框架下，許多看似立意良好的永續政策，也可能成為特定族群的滅頂之災。除了社會發展與政策制定外，另一個在氣候正義與社會正義之落實路上的大問題，就是大自然。自然的力量是無限的，不僅能替人類的發展帶來無限的潛力，其破壞力也同樣不容小覷。當面對天災時，人類所能承受的打擊是有上限的，但究竟不同個體、群體的上限為何？我們猶未可知。在自然面面，人人都是渺小的：卻絕對不是平等的。
在氣候正義：這個從命題就囊括了天災、人禍、政策乃至於產業革命的廣大戰場，賦予議題的公平性更多的關注與討論，將會是當今環保界、政治圈所要面臨的重要課題。
碳稅、碳權與貿易
說到落實氣候正義帶來的不平等，就不得不先從碳稅說起。稅，是一把雙面刃，可以以非常全面而有效的方式影響或干涉資本行為。碳稅作為當今許多先進國家控制排碳的慣用手段，顯然可以有效而快速的遏止企業的碳排放量。然而，廠商與企業會將在減碳過程中所付出的額外成本轉嫁給消費者、衍伸出物價上漲等問題，也同樣的具有十足的顯著性。
除了商品以外，物價上漲的影響也可以擴及到能源供應的層面。歐盟於2005年開始推動「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EU ETS）」，旨在於管控、減少歐盟整體的碳排放。該體系透過逐年降低設定的年度整體排放上限來有效管制包含製造業、發電業、重型工業的碳排放，而一旦電廠、工廠的碳排放逾越給定額度，就會遭到罰款。在此框架下，所有發電廠與工廠必須確保其擁有足夠的碳排放額度以避免遭到罰款。
然而，由於該體系給定的總碳排額度會逐年遞減，因此碳權的價格也會隨之攀升，致使電業等重型工業的營運成本因購買碳權驟升，而最終的結果不外乎就反映在越來越高的能源價格上。值得注意的是，能源成本上升與製造業、工業的成本是互相連動的；換句話說，能源成本上揚將對物價的波動帶來實質性的負面影響。
對於部分經濟發展較為落後的國家，由於其可能尚未具備「讓出口商品的生產流程符合歐盟碳排規範」的能力，而必須負擔鉅額的碳稅。這些碳稅最終反映到消費者市場上，就是對產品競爭力直接而殘酷的削弱，最終落入經濟發展困頓的惡性循環。
已開發國家具有制定市場規則的權力，因而將其固有的永續思維與氣候意識導入市場規則中。然而在其已經經歷高汙染的開發過程、早已排放大量二氧化碳來實踐經濟發展的脈絡下，對於開發中或低度開發國家採取同樣的標準、限制其他國家以相同的方式開發與發展，將會顯得略為嚴苛、有失公允。
天災、群體與個人
政策在執行上或許是人能夠參與改變的，透過多方的傾聽與修正，還是有辦法逐步向公平正義調整，但天災呢？當天災來臨，人類勢必只能承受，但這個「承受」的極限又在哪裡？當氣候變遷使高溫、嚴寒、異常暴雨等極端氣候常態化，上層階級往往可以很從容的應對，但弱勢階級又該如何保護自己？
在氣候變遷、正義實踐與天災研究中，有一個很別緻卻很現實的切入點：環境種族主義（Environmental Racism），即氣候與環境議題現場，出現的種族差距與不平等。2005年8月襲擊美國東南的卡特里娜颶風就是一個血淋淋的真實案例。美國加州大學美國研究教授Julie Sze曾在其撰寫的文章中點出類似的觀點，根據其於災後的觀察與統計發現，包括貧困階級、有色人種、老年人、患病、無家者等社會弱勢階層在災害中受到最嚴重的影響與波及。社會弱勢階層並沒有足夠的資源支撐他們在暴風雨來臨之離，使損失進一步的擴大。
值得注意的是，環境種族主義也並非近幾年興起的新興觀點，美國400多年來持續發展的種族主義本就造成有色人種受到的環境與氣候衝擊更大、導致其承擔更大的環境成本。這在墨西哥灣沿岸是一個普遍的議題，而以非裔美國人之農村社區為主的路易斯安那州癌巷（Cancer Alley）就是一個很經典的例子。癌巷指的是在巴吞魯日及紐奧良之間的一個工業走廊，擁有百家以上的化工廠，而周邊低收入、弱勢的農村社區，就成了直接受衝擊的對象。
除了種族、群體之間會因為各式天災、人禍誘發不平等，也不乏國家、地區間的案例。將鏡頭從美國轉到南太平洋，許多島國（如吐瓦魯）正在因著全球海平面上升焦頭爛額：這些國家很有可能在數十年內徹底被大海吞噬。對這些低度開發、保留大量自然景觀的島國來說，高碳排的工業產業似乎是一個陌生的詞彙。但在暖化的一系列天災面前，他們卻成了首批「氣候難民」，承受著其他國家經濟發展的「碩大成果」
這些島國居民老老實實地住在島上數百年，但卻因著其他國家造成的汙染，只能眼睜睜看著家園被大海吞噬、消失。根據綠色和平組織的研究指出，同樣作為島嶼的台灣，在未來面臨同樣的威脅的機率非常之高。根據模型推估，未來台北市包含中正、西門町、關渡，都有可能沉入海中。
行動與面對
上述的問題，其實根本層面都是在「人」而面對這些關於「人」的問題政策與法治的改革勢必得要發生。目前，從個人到公民團體再到政治人物，各式的社區倡議行動、法律訴訟、立法行動已經開展。
有許多的個人與公民團體走上了法律訴訟的道路，試圖討回自己乃至於整個社區的公道。2020年美國蒙大拿州就曾有16位青少年，集體控告政府在審查石化工業開發許可時未將氣候變遷納入考量範圍、忽略氣候正義，違反州憲法保障的「清潔和健康環境」。他們在經歷了三年的訴訟後，於2023年8月獲得勝訴。這不僅開創了法律上的先例，更成功的建立政府在開發審查中重視環境影響的價值。
不只在美國，台灣也有過相關法律案例。雲林台西、麥寮地區居民長期受到六輕石化園區的空氣污染，除了衝擊影響身體健康，甚至造成癌症等疾病的疑慮。2015年起，居民成立自救會並提請民事訴訟求償。不過，遺憾的是，法官一審認定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表明兩者之間的連結與因果關係，最後裁定自救會敗訴。
不論訴訟的成功與否，這都是氣候正義新時代敲響的一個警鐘。作為當代青年甚至少年的我們，就兼具著倡議氣候、捍衛未來的工作：只要我們開始行動，縱然只讓一個人的思想發生些微的變化，都能夠讓未來的永續發展多一分希望。
